9.约翰逊和肯尼迪鸽派
肯尼迪的鸽派色彩较浓的顾问们推荐了约翰逊所执行的政策，并且直到1965年的升级以前，常常还更长久一些，他们一般都是赞成这些政策的。他们在第一时间就清楚表明了肯尼迪对于胜利的承诺不会被放弃。12月10日，弗雷斯特尔、鲍尔、哈里曼和希尔斯曼在重申肯尼迪的一贯立场的同时，向洛奇保证，“我们是反对中立，希望赢得战争的”。这同样坚定的承诺后来在乔治·鲍尔的嘴中再次得到重申，而鲍尔也许是他们中最始终如一的鸽派了。12月16日，他告诉洛奇说，“没有任何东西比‘越南的中立方案’离开美国政府的想法更远了。我们打算赢”。一年以后（1964年11月），在回到越南政策设计中的一个更为活跃的角色位置后，鲍尔认为，西贡政权必须继续接受美国的援助，直至越共被击败，并同意“即使越南民主共和国置身局外，这场斗争也将是一次长期的斗争”。1965年7月，他为约翰逊出主意，“保卫湄公河流域的安全在任何长期解决方案中都将是决定性的，不论是通过用泰一美军队占领西半部，分隔老挝，还是用某种隐秘i曲：
的安排”。这些建议昭示了在肯尼迪王朝中“鸽派”到底在意欲何为。@
鲍尔和其他肯尼迪鸽派继续支持约翰逊的政策，他们将它们视为肯尼迪政策的继续。1964年5月31日，在写给国务卿的信中，鲍尔称赞了“总统明智的谨慎”和“拒绝匆忙行动”。就在那种背景下，鲍尔还补充说，他和阿力克斯·约翰逊（AlexisJohnson）已经“显著地放慢了使一个扩大战争的计划贸然具体化的步伐”，这个计划是其他顾问制定的，包括某些被认为是鸽派的顾问。⑥
鲍尔日后对于肯尼迪的态度的回顾也值得我们注意。他写道，他曾“强烈反对”肯尼迪的1961年11月派遣美国军队去越南的决定，并向他预言，这将把美国拖进泥沼，使“30万士兵深陷在稻田和丛林之中”。这些悲观的预言“并非总统所想听到的话”，所以，他“带着一种刺耳的弦外之音”，用鲍尔说的他从未完全理解的措辞作了回答。“肯尼迪的反应吓住了我，使我一直不敢表示反对战争，直至北部湾事件之后”（1964年8月），鲍尔又接着说。鲍尔还特别指出，假如他还活着的话，“几乎可以肯定，肯尼迪将得到来自说服约翰逊加深美国介入的、这同一批顾问的相同建议和压力”。对于肯尼迪将作何反应，他并没有清楚表述他的看法。鲍尔还进一步特意指出，“某些历史学家举出一些零零碎碎的证据，来证明肯尼迪总统在自己的头脑里保留了撤军可能性的一席之地”，对此他写道，他所能做的就是“不敢妄作评论”。请注意，他的考虑是，最多，肯尼迪在头脑里或许有过那个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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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政治和军事的支配地位，是对美国和西方的利益的最好服务”，并且他还反对“大幅度增加承诺”。在评论曼斯菲尔德的立场时，麦克乔治·邦迪告诉总统说，“在他和我们之间”只有“重点上的差别，但肯定没有根本目的上的差别”。那个说法似乎颇为精确。几周以后（1965年1月3日），曼斯菲尔德公开支持“总统的既不撤军也不将战争进行到北越的愿望”，《五角大楼文件》分析家评论说。在开始轰炸北越和部署了庞大的远征军后，曼斯菲尔德马上就要求大家服从。1965年10月，在第一次大规模抗议反对轰炸北越的活动出现时，他谴责了那些胆敢对国家暴力提出疑问的人的“毫无责任感”。④
曼斯菲尔德的反应几乎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再举一个头面人物的例子，众院发言人，后来被描绘为战争的强烈反对者的、马萨诸塞州的托马斯（蒂普）奥尼尔（Thomas（Tip）O’Neil），1965年4月，甚至都拒绝允许来自他的选区的一个大学教授代表团进入他的办公室，对他的领导人的战争政策提出疑问。
1964年1月，肯尼迪的顶级顾问（麦克纳马拉、邦迪和腊斯克）向
、约翰逊进言，拒绝曼斯菲尔德的建议，坚持肯尼迪的更加好战的政策。
麦克纳马拉认为，美国任何犹豫不决的迹象都“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西贡出现一个新的政府，使得西贡在短期内就将被共产党所控制”，给美国在亚洲“和实际上在世界的其他关键地区”的地位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其赌注是“如此巨大”，以致“我们必须继续引导一切努力去赢得胜利”。仍在白宫班子里的肯尼迪的密友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on）同意说，“今天使南越分割或中立化，或者甚至l：
的）“利益无关紧要”的地区，将是危险的。曼斯菲尔德因此建议，“华丽的夸张”应该被抛弃，“我们应该强调的并非模糊的该地区对美国的
‘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而是它的“相对有限的重要性”；而作为对于吴庭艳的一个警告，因为他并未卓有成效地在打嬴这场战争，我们应该撤走1500名左右军事顾问，“当作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以清楚表明，当我们说，在有些情况下这一承诺将不再继续时，我们是当真的”。对这些建议中的第一个，肯尼迪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们已经看到，自始至终，他一直强调胜利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至于他是否接受了第二个建议，则就成了如何解读他隐藏着的意图的这回事了：即便如此，它也几乎不会给撤军论点带来任何的宽慰。
在暗杀发生后，曼斯菲尔德告诫约翰逊，“以与美国利益相当的代价”，寻求全面停火。他建议作“一次努力，加强西贡政府对现在它所控制的南越的那些部分的占领”，以替代毫无希望的“在全国各地到处追逐越共”。曼斯菲尔德对约翰逊继续执行肯尼迪的政策特别满意。
1964年4月3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约翰逊拒绝了参议员莫尔斯（Senator Morse）的建议，“利用北约和联合国实现和平解决”，并对他说，这届政府接受麦克纳马拉的观点，撤军或中立化将导致共产主义接管，因此仍是不可接受的。曼斯菲尔德表示赞同，并力主“总统的对越政策是我们惟一能执行的政策”。他坚定地拒绝了撤军的选择和莫尔斯提出的外交动作。
然而，曼斯菲尔德继续保持着他在策略问题上的保留意见。1964年12月，他劝告约翰逊，“节俭地使用美国资源，预防中国对该地区取
得政治和军事的支配地位，是对美国和西方的利益的最好服务”，并且他还反对“大幅度增加承诺”。在评论曼斯菲尔德的立场时，麦克乔治·邦迪告诉总统说，“在他和我们之间”只有“重点上的差别，但肯定没有根本目的上的差别”。那个说法似乎颇为精确。几周以后（1965年1月3日），曼斯菲尔德公开支持“总统的既不撤军也不将战争进行到北越的愿望”，《五角大楼文件》分析家评论说。在开始轰炸北越和部署了庞大的远征军后，曼斯菲尔德马上就要求大家服从。1965年10月，在第一次大规模抗议反对轰炸北越的活动出现时，他谴责了那些胆敢对国家暴力提出疑问的人的“毫无责任感”。④
曼斯菲尔德的反应几乎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再举一个头面人物的例子，众院发言人，后来被描绘为战争的强烈反对者的、马萨诸塞州的托马斯（蒂普）奥尼尔（Thomas（Tip）O’Neil），1965年4月，甚至都拒绝允许来自他的选区的一个大学教授代表团进入他的办公室，对他的领导人的战争政策提出疑问。
1964年1月，肯尼迪的顶级顾问（麦克纳马拉、邦迪和腊斯克）向
、约翰逊进言，拒绝曼斯菲尔德的建议，坚持肯尼迪的更加好战的政策。
麦克纳马拉认为，美国任何犹豫不决的迹象都“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西贡出现一个新的政府，使得西贡在短期内就将被共产党所控制”，给美国在亚洲“和实际上在世界的其他关键地区”的地位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其赌注是“如此巨大”，以致“我们必须继续引导一切努力去赢得胜利”。仍在白宫班子里的肯尼迪的密友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on）同意说，“今天使南越分割或中立化，或者甚至l：
就是我们提出这样的分割或中立化的建议，在当前的条件下，将导致共产主义接管那个国家，我们的威望和整个亚洲安全的削弱，以及我们在该地区重大的军事介人可能性的增加”。在索伦森的眼里，在全越南实现中立化或停火建议的惟一可取之处是，共产党的拒绝将为美国的战争努力提供方便。他也力主约翰逊重申那个标准的主旋律，即：赢得战争取决于南越人，这样，即使事情搞糟了，责任也在他们身上，而不在我们身上。⑥
总之，肯尼迪的顶级顾问们，包括他们中的鸽派色彩最浓的，在总统职位过渡中并未察觉出有任何的变化，并且他们还将他们的支持转移给了约翰逊。有些人称赞了他“明智的谨慎”，而另一些人，如我们所直接看到的，则要求更有侵略性的行动。鉴于他们对于内部档案记录的熟悉，那种反应是自然的，这表示，就肯尼迪而言，他没有从哈里曼所作的那个判断——“这里没有虎头蛇尾之人”——有过任何的偏离。
当然，在成千上万页文件中，人们偶尔也可以发现一些措辞的变化和细微差别。再说，这终究是历史，而不是量子物理学：判断始终必须证明合符条件。但是除了这类的保留以外，在撤军的问题上，这些内部档案记录证实了1963年秋季所公开那些情况基本上属实，并且它们也告诉了我们，与他的顶级顾问们相比，肯尼迪只有更加不愿意承诺撤军——当然肯定更不愿意不胜利就撤军。再就是，这些档案记录在这方面的连贯性，从每一个角度来看，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