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肯尼迪的计划及其含意
肯尼迪的侵略在以后升级到了对整个印度支那的全面进攻，成为500年征服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之一。这场战争对于美国的和全球的经济，以及对于政治和文化生活，也产生了一种长期的影响。公众对于美国罪行的义愤，虽然在出现的时间上延迟了很久，并且在程度从未与罪行的规模达到稍稍相称的程度，但还是扩展到了人口的很大部分。战争刺激了20世纪60年代的民众运动，在整个里根时代，它们一直都在扩散和膨胀之中。这种动荡不安将原先边缘化的阶层带上政治舞台，他们提出了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从而引发了“民主的危机”，这被自由主义的上流精英们发现为极其凶险。为此，西方的思想意识机构已经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以便将纪律重新强加到正在失去控制的公众头上，但其成败参半。这些都已经成为后越南时代的1i：
具有高度重要性的特点。
在此意义上，1963年到1964年的肯尼迪一约翰逊政府过渡，因此也就特别令人感兴趣。看一看越南政策在当时被肯尼迪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描绘的，然后在这项伟业出岔，并且这个灾难不得不被定格到1963年11月23日以后，又是如何被他们重新解释，以便保持肯尼迪皇朝的形象和及其朝臣们的名声的，特别给人以启迪。这是文化史上饶有兴味的一章，它仍在展开之中。
因为有人断言这个问题与肯尼迪的被暗杀有关，所以它的意义就更加大了，成为一个已经引起众多关注，或者实际上是已经引起众多狂热的话题，1991-1992年，它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此案例中，如前所述，大抵都是基层的成员（常常被称为“左派”⑧）奋起保卫肯尼迪总统，他们所依据的理论为，肯尼迪是被发觉他是一个危险的“激进改革者”的势力强大的集团暗杀的。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这些黑暗的势力分别被认定为是中央情报局、极右派、默武主义者等等。
许多左派的人士都视这一观点为正确，他们认为肯尼迪是在准备从越南撤军，结束冷战和军备竞赛，将中央情报局砸个稀巴烂，拆散军一工联合体，将国家纳入走向和平和正义的发展轨道。其他人则只认为，暗杀者夸大了他的改革者的热忱。有一些受到大众欢迎的变种说法还将其他一些暗杀的动机，真实的和想当然的，也掺和了进来。这个阴谋还和一个“秘密的分队”已经“劫持了这个国家”，将我们带进了当前令人遗憾的困境的理论纠缠到了一起。
十分粗线条地概括的话，暗杀被描述为在对历史常轨的一次急
剧背离中，它不是结束了一个较早的清白无邪的时代（至少，就政治的合法性而言），就是使肯尼迪领导我们走向那种状态的计划归于流产。
按任何一种解释，权威的合法性都随着暗杀在根本上丧失殆尽，永远恢复不回来了，所以是一件有重大关系的事。这些倾向性的看法得到了主要的肯尼迪知识分子的强力支持，并已经逐渐消耗了左派有限精力和资源的一大部分。
1963-1964年的越南政策在这些概念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鉴于暗杀发生的时机和随后的战争升级，那倒也并非似乎不合情理。这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种感觉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素又被加强：肯尼迪偶像的吸引力，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人口中很大一部分的生活条件的恶化，人权运动未能实现其早期的承诺，以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对一般大众的需要和关心做出响应。在肯尼迪被暗杀时，战争仍处在极端的国家恐怖但有限的侵略的水平之上。我们于是面临的中心问题是：肯尼迪当时是否计划不胜利就撤军了？当前，在肯尼迪知识分子及大片的左翼阶层中流行的论点是，肯尼迪确实是在执行这样的一个计划，但计划因暗杀而流产，约翰逊上台后立即逆转了这个政策，使得战争升级；两个集团然后在这与暗杀有什么关系的问题上，就各持己见走不到一起了。@人们对这个论点的理解是，它暗示了肯尼迪不愿像他的顾问和战争管家那样，对变化中的情况做出响应。
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这个论点就重要了，它无疑为肯尼迪即使不是独一无二的，也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的信念增添了分量。如果i
是无稽之谈，那么就有理由去追究出现那种失去清白或美好前景被毁的局面的根源又在哪里？
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通过与肯尼迪同事的人及暗杀理论家的书籍，这个论点的种种版本已经流传到了广大受众那里。而随着1991年奥力佛·斯通（Oliver Stone）的电影《刺杀肯尼迪》的发行放映，它更成了一个重大的国家问题。按照斯通和他的同事们的说法，他们关于越南问题的主要历史资料来源是约翰·纽曼（John Newman）的一项“十年研究”，该研究在1992年已由出品这部电影的同一家企业集团出版。虽然是作为一件重大的历史作品呈现给大家的，但纽曼的研究不愧为捍卫“不胜利就撤军”论点的一次最野心勃勃的努力，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人都认为，正是通过他的研究，该论点才得以确立的。电影在经过一阵强大的宣传造势之后发行了，由罗伯特·肯尼迪的前竞选负责人，公关专家弗兰克·曼基维兹（Frank Mankiewicz）负责与华盛顿新闻界的关系，电影的观众达到了庞大的数量。
斯通的电影激起了有力的反响，包括严厉的攻击和好听的评论，各个阶层纷纷发表意见，各种信件交换往来不绝，有的还达到了激情洋溢的程度。自由主义的批评家倾向于支持斯通关于肯尼迪的论点，同时谴责他杜撰了暗杀阴谋和“【逃】离开那个严肃的问题，即：为什么美国的政策精英们，以及还有美国的政治阶级及新闻界，尽管他们各个出于良好的意愿，竟然都会如此出错，干出了这么多的坏事”（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该电影的报道十分罕见地登上了《纽约1i
时报》的头版，反应了观众对于“有史以来跨越美国政治星空的惟一闪亮明星”的敬畏之情，以及他们在了解到“【肯尼迪】本来所可能做的，和他们所阻止了的事情”之后的惊——“他们”的头上已经戴上了想要给他们加上的不详的光圈。其他的观众则问，“这为什么被忽略了？”，暗示国家机构竭力掩饰暗杀的真相，因此与此有染。鉴于大众媒体给予这个指责的大量宣传报道，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华伦委员会报告”（Warren Commission Report）是一个骗局，几乎也就毫不足奇了。甚至就连当圣地亚哥因电视信号发射机故障，使有线电视服务中断，延迟了一部关于“刺杀肯尼迪阴谋”的电影播出时，有数十名观众竟会致电电视台，谴责中央情报局的阴谋，也是不足为奇的了。在1992年初的畅销书榜上，谴责“华伦委员会报告”的书籍也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该报告的批评者们还抗议国家机构压制他们的怀疑。
斯通的电影将暗杀肯尼迪寻根溯源到了一个高层的阴谋：中情局、军一工联合体等等，甚至可能还包括约翰逊在内。斯通告诉全国新闻俱乐部说，这部电影指出了肯尼迪是被暗杀的，“因为他决心从越南撤军，并再也不派作战部队去越南”（他“正从越南撤军”并“已经坚定地承诺…….反对美国作战部队进入越南”已经被“毫无疑义地”证明了，斯通还引用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和约翰·纽曼的话作为证明）。在《国家》（Nation）杂志主办的“市政厅”（纽约）论坛上，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告诉热情的听众说，“如果肯尼迪要结束越南战争，他必须被替换下台。林登·约翰逊就是替换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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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的电影为暗杀事件的所有进一步调查提出了“支配的模式”，梅勒接着说，尽管它没有完全解开围绕着这个“巨大的和骇人听闻的事件”的谜团，“在这个事件中，众神进行了战斗，一位神明倒下了”，一个天大的悲剧，它使以后的整个历史都笼罩在阴影之下。这种观点在其他许多人中觅得了知音，并被一流演员，在影片中扮演男主角新奥尔良地区检察官吉姆·加里逊的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演绎得清清楚楚：“我们全都成了我们国家的哈姆雷特，被杀害了父王的孩子，而杀害他的凶手仍然占据着王位”。@
纽曼的书得到了好评，值得一提的是，肯尼迪的一位密友和历史事件记录者，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令人瞩目的评论，他对纽曼的学术成就赞扬有加，并与他在其他场合所表达的一样，表示同意他的主要结论。其他评论家也发现纽曼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⑧这样的热情洋溢的反应，再加上纽曼自己的媒体的推波助澜，终于促成了1991-1992年的肯尼迪热。从左派开始一直到主要的肯尼迪自由主义者，所有人都把纽曼的书当作了“不胜利就撤军”论点确立的基本根据，包括它所含的全部广泛含义在内。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很多的理由，值得我们去密切关注一下总统的过渡和撤军一升级的问题了。不过，我们尽可以把肯尼迪本来或许会做些什么，或者埋藏在他内心隐秘深处的到底是什么想法的问题，留给占卜者和神秘主义者们去想象好了。倒是查一查他确确实实做了什么和说了什么，反而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好在丰富的文件资料也为我们做这些探究工作提供了方便。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