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共有的立场
关于战争性质的看法，在专家的著述中到底达到了多大的一致性，这是有必要弄清楚的。他们观点的一致性被详实丰富的专题研究显示得清清楚楚。这些研究中首屈一指，并且至今仍是最重要的，当是1969年杰弗里·雷斯（Jeffrey Race）所作的隆安省研究。雷斯是南越的一名美国陆军顾问，他编纂了最重要的档案记录之一。最新出现的是艾力克·伯杰鲁德（EricBergerud）1991年所作的一份关于厚义省的研究。这些研究都集中于西贡附近湄公河三角洲的两个极其重要的省份，在众多的造反区域中，它们是很有代表性的；两份研究同样都回顾了更大的背景情况，它们得出的结论在别处没有受到过严重的质疑，技术性判断除外。②
两位分析家都承认，美国强加的政权在占80%人口居住的农村并不具备合法性（在城市区域的合法性也是够小的）；因此，惟有武力才能够弥补这种欠缺。两份报告都说，到1965年，即当美国对南越的战争转变为纯粹的彻底毁坏时，在他们作研究的省份中，越共在极少的外部支援的帮助下，已经赢得了战争。雷斯观察到，“政府制造的恐怖远超过了革命运动——例如，通过对‘共产党村子’使用大炮和地面进攻，以及通过围剿‘共产党同情者’和通过肃清前越盟等。然而，导致1960至1965年期间隆安省革命运动力量持续不断壮大的正是这些做法”。在1960年以前，吴庭艳政权几乎垄断了暴力，并在冲突
的处理中采用了“通过对任何反对的无情报复，使用酷刑折磨”，以及其他严厉手段的办法来解决，而共产党，“以巨大的代价”，坚守着“一种近乎完全防御的角色”。但在使用暴力自卫被批准后，越共就迅速占领了该省，1964年，该省的部分地区被宣布为自由打击区。1965年，美国军队接手并大大增加了暴力。这里的第一支北越部队在1968年出现了。
南越政府官员知道“共产党干部和群众很接近，而我们的却不”，但他们从未弄明白为什么。与革命力量相比，他们完全没有解决农村群众的需要，而革命力量却“对在农村人口中占实质性份额的人的日常问题提出了具体而且实际的解决方法……”于是，他们惟一可求助的只有暴力了，然后就是侵略者的无可比拟的更大的暴力。
伯杰鲁德的结论与此相似。政府“缺乏对于乡村农民的合法性”，而“……在农民中享有广泛支持的……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的巨大力量挫败了联合努力”，一样挫败了这些努力的还有，无论是南越政府还是美国都不愿意提出任何“南越社会和经济结构根本变革”的建议。这里的基本问题是，民族解放阵线的“极端可怕的政治机器”，他们“极得人心”的纲领为“越盟赢得了数十万穷苦农民的忠诚和感激”，他们中许多人支持“越盟”已经有几代人的历史了，并“从幼童时代开始，就已经学会通过越共思想、信仰和偏见的棱镜来观察现实”，人类学家兼顾问吉拉德·希凯（Gerald Hickey）1962年时这样评论说。美国和南越政府的恐怖和暴力只是增加了对于附庸政权的“农民的深刻仇恨”。
I期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愿意‘帮助建设一个有效的地方政府系统并支持和保卫那个系统’（如美国顾问所鼓吹的那样的）的越南农村积极分子，几乎一面倒地全部站在了‘阵线’这一边”，因为“阵线”提出的建设性纲领是美国和它的附庸政权不可能效仿而不侵蚀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基础的。“不容置疑的是……阵线实际上牢牢掌握了农村青年中
‘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得到了“农民中最有政治觉悟和最坚定了决心的那部分人的支持”，所以，惟有“阵线，而不是南越政府，才在越南农村广大地区拥有合法性”。到1965年底，“民族解放阵线已经赢得了厚义省的战争”。中央情报局在那儿的代表下结论说，“该省的98%的造反者都是本地人，他们既未得到也不需要河内的大量援助”，他们甚至就地生产他们自己的武器。当美国25步兵师在1966年1月接手战争时，“厚义省已经几乎全部都在民族解放阵线的控制之下，而且已经有一些时日了”。
随着美国接手战争，阵线的合法性只是有增无减。到1966年时，它的追随者们就“似乎可以非常有理地声称，他们正在捍卫国家主权”—一反对美国侵略者，虽然不能就这样作出推论。“阵线所需的人力和食物就来自这些小村庄本身”，而当时在该省各处横行肆虐的美国25步兵师当然“不得不进口一切”。（南）越南共和国的军队充其量只是一支雇佣军。“鉴于当地的情感，”美国经营的“引向经济改善的计划必须来自外部”，而且是“一个凄惨的失败”；根据对某些目标区域所作的估测，人口中大约70%是亲民族解放阵线的，只有1%是公开支持政府的，其余则是中立的，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毫不足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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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的情况与此相似。那儿的问题是，希尔斯曼写道，“共产党巴特察正忙于在北部的两个省份大力争取民众的支持，人们担心他们将发起一次军事攻势—尽管回想起来，威胁似乎更可能来自建筑在赢得村子里农民支持基础上的政治控制的膨胀”。这种“威胁”在1958年的选举中就暴露了出来。尽管美国花费了巨大的力气去败坏颠覆他们，但是还是有9名巴特察（老挝爱国战线）的候选人和4名
“左倾中立分子”当选（与5名右翼和3名无党派代表一起），老挝爱国战线的领导人，苏发努冯亲王，得票超过其他任何一名候选人。美国于是不得已被迫推翻这个政府，将极端右翼扶上台，而且将所操纵的选举进行得如此拙劣，以致甚至最亲美的观察家都大为震惊。与此同时，国务院也承认，到1961年时，因为他们有效的组织，老挝爱国战线已“有能力接管整个国家”。希尔斯曼认为，“亲西方的、反共的中立”——文献中标准的说法，一个充分说明问题的概念—“或许是对一个像老挝这样的国家的最大的期望了”。@
面对着南越的这些痛苦的现实，伯杰鲁德继续写道，美国惟有一个选择：暴力。对肯尼迪及其圈子里人来说，暴力最多引起的是对于所采用的策略的质疑；而其附庸政权则明白，除此之外它别无选择，尽管吴庭艳的代理人“在邻村砍下嫌疑人的脑袋”，以及用其他手段的杀害，折磨和摧残在村民中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从一开始起，在厚义省进行的绥靖活动基本就是强迫性质的，尽管其‘革命的’纲领和CORDS（“公民行动和革命发展支持”，即绥靖）【“攻心”小分队】或南越政府的种种花言巧语。武力—大量的是来自美军的——始终是
关键的部分。”“几乎所有的‘进步’都是胁迫性的”，而且“本质上是消极的”，目的只是使土生土长的抵抗力量发生“军事消耗”。1965年2月，美国开始正式轰炸厚义省的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区域，使它们“成了早期的B-52轰炸机频繁轰炸的目标”，给它们带来了巨大的和全面的毁灭。等到美军25师到达时，“大多数的自由火力区都已经基本上成了无人居住区”。毁灭庄稼和其他的植物脱叶行动是从1962年起实施的，对它们寄予的希望是“将迫使村民离开‘阵线’控制的地区，迁移到有南越政府存在的地区，安全地远离药物喷洒”。从一开始起，“所完成的所有重要事情……都是靠的胁迫和暴力，而它们的大部分又是美国军队施加的”。
胁迫和暴力有过它们的成功。毁灭庄稼和其他的暴行使得农民纷纷逃往“安全地区”。“数量巨大的‘阵线’追随者的被杀、被伤、被俘或被迫投降极为严重地动摇了‘阵线’”。美国的军事战役确实造成
“巨大的毁坏和大量无辜生命的丧失”，这样，随着“小村庄在越共挑起的小事件和美国的大规模报复下缓慢地被蚕食”（民事顾问奥利·戴维森，Ollie Davidson），大量的人口终于被迁往“安全地区”去了。新年攻势后的绥靖，以其实际上毫无限制的恐怖，最终产生“有利的趋势”。（“盟军的高潮：1970年。”是该章的标题。）但是，它来得太晚了。“令美国不幸的是，削弱民族解放阵线所需的长期的消耗战，对于美军同样也是一个不堪承受的重负，并不可避免地（在美国国内）导致公众对战争努力的支持的持续下降”，同时也使附庸政权的残余分化瓦解。
正如他的长论所指出的，这些并非一个鸽派的反思。伯杰鲁德是从告诉读者他接受“越南战争……的道德的有效性”开始的。他对它的信奉是如此坚定，对他而言，任何其他的立场甚至都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在他评论“关于美国进行越南战争的方式……的大量有趣的书籍和文章”时，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对于美国所作努力的“道德的有效性”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有差别的只是在这个崇高的事业本应该如何来实现这上面。
“阵线”在越南已经“赢得了道义优势”，可以公平地声称它正在
“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侵略者，它已经可以轻易地赢得它所追求的政治胜利，甚至能够在入侵的超级大国全面接手战争之前就赢得军事胜利，致使超级大国只能以超常的恐怖和暴力来回应它的政治力量和民众支持，这一切可能都是真实的。但是，美国事业的“道德的有效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在阵线已经赢得了对于该省的控制之后，
“惟有美国的军事干涉才提供了未来的希望”，伯杰鲁德得出结论，侵略者和他们强行扶植的当地恶棍的胜利才被确认为是“希望”的所在。
再说，美国附庸所施加的大得多的恐怖和暴力是用在进行一场正义事业的，从这一事实出发自然得出的一个结论必然是，“阵线采用的策略手段是残酷无情的，毫无疑问比南越政府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美国，按定义，不可能是“残酷无情”的，不论它多么穷凶极恶、破坏成性，就因为它无论做什么，都不可能缺少“道德的有效性”。
尽管有这样的公理——在500年的征服史中，它们始终耳熟能详，并能够方便地在斯大林和纳粹的历史档案中复制出来一—伯杰
鲁德仍不失为一名诚实的历史学家，他的贡献的价值不仅在于彻底驳斥了他自己的判断，而且在于以极高的清晰度将现实揭露了出来。
要是这样就此给人留下印象，在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上，伯杰鲁德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将是有失公正的。他还难以与京特·莱卫（Guenter Lewy），尽管他对后者赞叹有加，或西德尼·霍克（Sidney Hook），或利奥·切尼（Leo Cherne）等国家恐怖和暴行的真正的极端鼓吹者媲美。如已指出，并在其他场合已经有了远为详尽的证明，即使知识分子中意见最自由和人道的那些阶层，也并未在根本意义上背离这些假设。“很清楚”，《纽约时报》宣称，“越南的教训是美国力量的一种极限感”。“很清楚”，并且无需任何讨论。相比之下，阿富汗的教训就并非“苏联力量的一种极限感”，或许，对于某些完全僵化的斯大林分子除外。在怀着极大的赞许讨论一个越南合作者和法国帝国主义及他们的美国继承者合作的“英勇故事”时，《纽约时报》的评论家描述了他在1962年发明的摧毁南越革命者的“政治组织”的方法。他最成功的发明是派遣“回击恐怖的小分队追踪并俘获或杀死顽抗的越共官员”——回击恐怖的小分队，因为就如大家都一致承认的那样，是美国及其附庸正在不光彩地刺杀平民百姓，以破坏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无法与之较量的土生土长的政治组织。④鉴于他们的传统和文化的根深蒂固，毫不奇怪，吸纳了纳粹德国国防军顾问所教授的功课的远非仅仅是美国陆军的反叛乱手册而已。
儿童必须被严格灌输这些传统，以保证“政治正确性”将稳据统治地位，不受挑战。对中学历史课本所作的最广泛的研究发现，“在
1979年和1990年检查的48本课本中，在提到与美国或其附庸相关的行为做法时，恐怖此词一次也没有在任何一本书上出现过。而且研究也适时地注意到了，是越共在实行杀戮和恐怖；人们只能惊诧，他们怎么可能恐怖超过了吴庭艳的有美国支持的部队”。那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十分简单：它按定义就是千真万确的，就是那个将大得多的美国恐怖，及它的侵略本身，从历史的编年史中一笔勾销了的同样的发明。@
后越南战争时代以来，恢复大众思想信条的正统性一直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对业已发生的过去，为了牢固确立一种正确的理解，根除那种离经叛道的，认为美国的战争是“根本性错误的和不道德的”，而非仅仅“一个错误”的看法，为之付出的力气已经够大的了。但是到了1990年，“越南综合征”这个恐惧因素仍在影响着71%的人口（1982年是72%，1986年是66%），尽管为了克服这一病症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好在受过教育的上流精英们对它的抵抗力已远远超出了其他人。失去了光彩的国家政策被可敬的知识分子在反思中描绘为一次“失败的十字军远征”，是为了“高尚的”，但是“幻想的”目标而进行的，并且是“为最崇高的意图所推动的”（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在其与PBS关于战争的一个电视连续剧配套的畅销书中的评价）。历史杀手的责任就是将罪行描绘成“失败”，只是一次“越轨”，仅仅是一次似是而非地偏离了我们制度的高尚和完美。而所产生的不幸后果则是误解和天真，或者甚至是无法解释地取得了超常权力的坏人的过错的结果，他们将很快从这个国家被驱逐E
出去。③
这许许多多已经接近于一种文化的普遍特征了，倘若被发现在敌国的话，它早已是众多冷嘲热讽的话柄了。对于更加极端和缺乏幽默的斯大林主义党派的惟命是从的工作人员来说，不能理解这样的
“更高的真理”正证明了歹徒的“反苏维埃主义”—构成一种极权主义文化的货真价实标志的一种罪名，除了斯大林俄国，将军们统治下的巴西，纳粹德国以及其他几个例子以外，它在其他地方都是闻所未闻的，在这些例外中间就包括了美国的知识分子主流以及他们的英国同道，在他们中间，关于“反美主义”的书籍都会得到高度的赞扬，并由同行政委们认真加以评论。⑧但在这些圈子之外，可比的想法只会显得那么的滑稽可笑；例如，想一想，在罗马和米兰，对“反意大利主义”可能有的反应吧——也就是说，后墨索里尼时代的。
历史已经被如此有效地改写，以至于左翼自由主义一端的一个见多识广的新闻记者可以报道说，“美国军方对（伊拉克）停火的不信任似乎源起于越南战争”，因为当时，共产主义敌人——显然，绝对不是美国侵略者—“利用这个（轰炸暂停的）机会休养生息，而得以继续战斗下去”（弗雷德·卡普兰，Fred Kaplan）。在接近学术界异议分子的一端，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可以告诉我们说，尼克松1972年对河内的圣诞轰炸“将北越人带回到会议桌上来了”（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mann）。虽然这样的寓言很久以前就已经被彻底驳倒而沉寂下去了，但现在它们又活了过来，并且还活跃得很，因为宣传系统已经优雅地将它们复活了；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并不存在真正
：
的问题，他们极少离开“政党路线”。美国人一般估计越南人的死亡人数为10万，这个事实就是宣传取得的成绩的很好证明，一份最近的学术研究显示，它仅仅为正式数字的大约5%。这就好像德国公众将二次大战之前及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估计为只有30万人一样，该文的作者们这样评价说。③
假如公众相信这样的一种估计的话，那么，在他们的道德和知识的领袖们宣布他们的正义时，我们将对德国的政治文化得出怎样的结论？随着501年的临近，这是一个我们或许可以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