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被修改了的记录
到1966年时，事情开始变得明朗起来，越南的情况发展并不理想。阿瑟·施莱辛格表示担心，美国通过扩大战争来“平定抵抗”的前景难以预料，尽管，如果约翰逊的升级成功的话，“我们可能都会向着美国政府的智慧和才能致敬”，即使成功使得“这个悲惨的国家被炸弹彻底毁坏夷为平地，被凝固汽油弹烧成焦土，被化学落叶剂变成草木不生的荒原，成为一片废墟和断墙残垣”，而且它的“政治和机构的结构”也被粉碎成泥。“当约翰逊总统为他面前的黑暗的选择陷入沉思默想之中时，没有一个体贴的美国人能够抑制住他的同情”——同情总统，也就是说，不是同情受害者。在提到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Alsop）的胜利预言时，施莱辛格写道，“我们大家祈祷，艾尔索普先生1li
将是正确的”，尽管他自己对此持有怀疑。但归根到底，他惟一的疑虑是关于策略方面的：我们的成本将是多少？
在这本1966年写的书中，施莱辛格将自己描绘为对于肯尼迪的忠心始终不减——真是够好听的。他在书中提出了一条“中间道路”：
本地的抵抗力量应该向美国及其附庸政权投降，接受一种在美国管理下的政治过程，例如，“对于自治政府的勇敢尝试”，这“在美国激起了极大的理想主义的希望”，他指的是1966年的选举，在那次选举中所有的反对势力（共产党和中立分子）一概都被排斥在投票之外。至于撤军，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它“将在整个亚洲引起不吉祥的反响”和是“丢脸的”。相反，我们必须对受我们保护的人，一个缺乏民众支持的、“新的……浸透了裙带关系，腐败和玩世不恭的暴发户官吏阶级”，“遵守我们的道德义务”。⑦
再一次，我们有着这几个相同的选择：（1）施莱辛格仍然在隐瞒肯尼迪的不胜利就撤军的打算；（2）肯尼迪成功地向他隐瞒了这个打算；（3）那时根本就没有这种打算，这样的话，他以后声称的都是假的。
12年以后，施莱辛格写道，在1966年1月6日那天，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私下告诉他和其他“新边疆朋友们”，美国将不得不寻求在越南“光荣撤退”。几个月后，这些朋友们“决定尽我们的些微所能，激起民意”。“他本人的贡献”，他说，在于写了《痛苦的遗产》（Bitter Heritage）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为胜利作祈祷，并视撤军为不可思议，而加以反对。③
在1968年1月的新年攻势以后，国内的主要权力阶层得出结论，这项事业正在变得代价过于昂贵，而无法再承受下去了，因此要求它结束。除了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外（不利于美国），民众的反战浪潮越来越高是他们所特别担心的。《五角大楼文件》中有一个部分迄今还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它就回顾了高层的这种担心，进一步升级也许会导致规模甚至可能超过1967年10月五角大楼前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的抗议活动，或许同时还会导致大规模的民间骚乱。在考虑进一步的军队部署时，参谋长联席会议想要确保“仍然有足够的军队可用于控制民间的动乱”，而国防部则担忧，升级也许会导致“违抗征兵令的增加和城市中越来越严重的不安定”，这样就要冒“引起前所未有规模的国内危机”的风险。@
约翰逊总统被事实上解除了职务，政策被确定为脱离接触，终止战斗。
政策转变对思想意识系统的影响是惊人的。结果，实际上每一个人在转眼间就突然变成“早期的战争反对者”了——秘密的，因为没有任何记录可以找到。在坎布里奇，肯尼迪“行动知识分子”的故乡，这成了一件永不乏味的笑料。“极端自由”派的组织“支持民主行动的美国人”的马萨诸塞州分部的态度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较为精确的写照。在1967年末的时候，它的领导甚至还不愿意接受他们预期将会用言论支持一个他们已经失控的当地教堂发起的一份反战决议的人的入会申请。①但是经过了几星期，即在新年攻势后，一切就都变了。到了1969年年底时，自由主义的新闻媒体也开始越过策略性的抱怨1i：
界限，向批评性的评论转移了，尽管它们并没有严重偏离国家信条。①
不作太多的过分简单化，我们可以将1968年10月的新年攻势看作是这些文化管家转变的转折点，他们现在面临着几个伤脑筋的任务。一个任务是拆除引爆反对的引信—一个至今仍未被说出的有趣的故事。另一个任务是恢复信仰的基本信条：即这场战争现在必须被理解为是一次走上歧途的崇高努力，之所以走上歧途，其部分原因是国内分子的破坏，从而阻止了“战争早期反对者”的真诚努力。信条最多允许达到的极限是，我们可以说，战争是以“做好事鲁莽犯错”开始的，虽然“到1969年时”，“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和大多数美国人都已清楚，干预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而反对这场战争的理由则
“是美国错误地理解了在印度支那起作用的文化和政治势力—一而它却处在一种除非以对它自己来说太高的代价，就不可能强加一种解决办法的地位之上”（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
请注意，人民从来就没有接受极端鸽派的教导，而是继续相信这场战争是“根本错误的和不道德的”，不是一个“错误”。
只引用那些已经攀登到独立批评思想顶峰的人的话未免给人误导。在更多的处于主流之中的人中间就有《华尔街日报》的彼德·凯恩（Peter Kann）这个人。他承认说，30年前，在“保卫一个常常并非完美的盟友；支持遥远的亚洲多米诺骨牌；把民主的种子撒在往往是不毛之地的土壤里；用太多的火力，或太少的火力，进行战争”等等的事情上面或许存在过问题。但在今天，“很难想出世界上还有任何一个问题或任何一个地方，比事后诸葛亮更能帮助人清楚地分辨是非
曲直”。当我们将那些“自由、繁荣和稳定的”国家，比如自从1965年以来就在庆祝“个人尊严”的印度尼西亚，与我们撤走后的印度支那的恐怖景象作比较时，“常识”清楚地告诉我们，鹰派是正确的，那些将共产党看作“丛林中刻板的小人”的人是绝对错了。战争的反对者就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这是无需争议的。按照凯恩及其同类，从那个福音的基本教条出发马上就得出的结论是：既然美国的完美是不容置疑的天下公理，而关于“美国侵略和大规模屠杀”的概念都是些毫无意义的胡扯，因此，反对美国的政策自然就是对不共戴天的敌人的支持。
至于其他的，姑且不论他们对暴行和压迫这样的大肆吹捧，人们的好奇之心也会情不自禁地油然而生，不知在俄罗斯的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是否还有某个政委留在那里，如此的卑鄙可憎和胆小怯儒，还在指着被叛乱分子的火箭搞得人心惶惶的喀布尔人民，宣扬阿富汗的苏维埃事业的崇高伟大。如果真有的话，他倒满可以到任何一家美国的报刊杂志或大学申请一个职位了。
鉴于美国宣传系统的力量，以及他们共有的价值观，其他地方的忠诚分子也毫无批判地接受了它的信条的真实性。伦敦《经济学家》
杂志的华盛顿分局负责人写道，“这次战争是一场悲剧，它在美国国内和国外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说它错了，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它与证明那些相信战争是必要的人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差十万八千里。”虽然这场战争甚至可能给某些异教的印度支那人也已经造成了一点伤害，但是数个世纪的不列颠文化和经验的继承者们是不会因为这样的孩子气的担心而踌躇游移，止步不前的。《多伦多环球邮i！
报》（Torono Globe&Mail）的编辑们提醒美国，它在建设一个像天堂一样美好的道德的新世界秩序的理想主义努力道路上不要走过了头：“骑上一匹白色的战马在全世界一股劲地猛冲会招灾引祸。（记得越南吗？）”@而1992年年末的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干预”的辩论，用它的对“越南教训”的深刻思索，则甚至可能达到了更低下的道德儒夫的水准，因为这个教训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事业可能如何艰难，对我们的代价可能何等昂贵。
戈尔巴乔夫的俄国可能会勇敢正视它在阿富汗的罪行？这在我们这里引起了许多自以为是的得意的笑声。但是，对于美国的知识分子阶级，以及他们在其他地方的同行来说，他们必须什么都不承认，什么也不认可。这些都属于权力的前提和责任一部分。
这种占据了支配地位的心态表现在他们为把媒体描绘为是与自由的体制危险地敌对，甚至是对它生存的一个威胁，所作的努力之中，但媒体却历来是忠诚地支持这次远征的，并且还继续在支持。一马当先，以这样的方式来应用塔西佗所教导的教训的，当首推两卷本的“自由议院”（Freedom House）新年攻势研究，该研究旨在证明，在他们反政府的狂热中，媒体错误地将美国的一次胜利描绘为自由势力的一次失败，因此破坏了国内士气；同样的指控也被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军方和共产党统治集团用于指向苏联媒体，也取得了毫不逊色的卓著功勋。这项“学术研究”的结论已经成为既定的信条，尽管它马上被证明不过是一个可悲的谎言和编造的大杂烩，并最终只能落到靠宣称媒体在宣传这项崇高的事业时太“悲观”了来为自己圆场（虽然不及L：
美国的情报机构、五角大楼和总统的最高级顾问们悲观，这是“自由议院”的学者们所选择避而不谈的）。？
对于极权主义的思想来说，紧跟国家宣传还是不够的：在游行队伍中行进，你还必须抖撒起精神。
有趣的是，媒体反倒欢迎“自由议院”对他们的刚正不阿的攻击，因为比较起来，他们远为更加喜欢这个而不是那个他们毫不费力就被确立起来的真理：他们干工作一般不缺胜任职业的能力，只有极少的偏离信条纯洁的事发生。他们所喜欢的自我的形象并非那个称职而顺从的专业人员的形象，而相反却是那个反政府的正义斗士的形象，尽管在勇敢藐视权力和机构时他们可能走得太远了点。除了树立自我形象外，这样一来，至关重要的信条的目标也就实现了：这场讨论就被圈定在鹰派和鸽派的界限内了。鹰派说，以更好的策略，更多的承诺，和对破坏它的“反美国人”的恰当的控制，这项崇高的事业本来是能够取得胜利的；而鸽派虽然“原先全都祈祷但愿鹰派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明白了“我们做好事鲁莽犯错”，努力的方向错了，犯了一个基于误解和天真之上的“错误”。
新年攻势以后的高层政策改变要求对早先的记录做出修正。既然现在每一个人都是“早期的战争反对者”了，那么那个伟大的领袖也一定应该一样是的。既然这是一项已经出了毛病的事业；那么约翰·
F·肯尼迪的形象也必须被修改过来。特别注意形象和信条的人在肯尼迪政府所起的作用本来就非同寻常，是能够将他们修正过来的。
知识界与肯尼迪王朝的恋爱，其部分原因就来自他们对于这种飘然i：
而来的、他们所不习惯的一点儿权力（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的一种反应。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感觉到“将肯尼迪与美国在东南亚冒险的灾难性后果隔绝开来的必要”，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在其对肯尼迪王朝形象的研究文章中评论说。“肯尼迪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毫不令人吃惊地……就是（他的公众形象和记录）这个方面，它已经经过肯尼迪的崇拜者们最大数量的修正…。重要的是要免除肯尼迪越南惨败的责任；当开脱罪责的必要如此紧迫之时，任何障碍——包括道德和真理—都不应该挡道。”@重要性同样毫不逊色的还有布朗（Brown）在讨论肯尼迪的战争管家关于升级问题的分裂时提出来的另外一个因素：“在此讨论中的
‘鸽派’”，他特别指出，“并非从越南全面撤军的鼓吹者，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反叛乱措施的鼓吹者”。终止对南越的进攻是不可接受的一—实际上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美国侵略的概念是被知识分子文化禁止在外的。为了保卫这个信仰，重要的是，要确保关于这场美国战争的辩论被控制在鸽派一鹰派的范围内：可想象的政策选择就在于美国支持的恐怖（据称是肯尼迪）和将肯尼迪的侵略扩大到全面进攻整个印度支那（约翰逊，留任的大多数肯尼迪的顾问）之间。而且所有选择都必须经过消毒：它们是，用肯尼迪的话来说的话，对“来自内部的进攻”的防御，—土生土长的游击队对一个外国强加的、不可能在政治竞争中生存的恐怖主义政权的“进攻”。如果口水仗就局限在这些界限以内，那么宣传系统就算尽到职责了。
关于诸如“道德”和“真理”等诸如此类障碍的评论，布朗具体指的
就是新年攻势后修正形象的早期努力之一：白宫助理肯尼斯·奥唐纳尔（Kenneth O’Donnell）1972年的回忆录。奥唐纳尔回忆录中的两个故事占据了新年攻势后的重塑形象工作的中心舞台。⑤他的第一个故事是，肯尼迪已经告诉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在从越南作全面军事撤退的必要性上”，他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解释，“如果他在1964年大选之前就宣布从越南撤出美国军事人员，保守派就会狂呼滥叫，反对他重新当选再连任一届总统”。第二个故事发生在这以后，肯尼迪与奥唐纳尔的一次私下议论，他说他在书中一字不差地照搬了：
1965年，我将成为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之一。我将到处被人诅咒为一个姑息共产党的人。但是我不在乎。如果我现在就设法从越南全面撤军，我们将面临另一次乔·麦卡锡恐慌，需要我们去对付，但是，我可以等到我再次当选后再去做。所以，我们最好还是确保我再次当选万无一失为好。
1975年，曼斯菲尔德告诉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说，肯尼迪“准备命令逐步撤军”，但是“从未得到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的机会”，尽管他已经“明确和毫不含糊地”做出了那个决定；到1978年，曼斯非尔德则更进了一步，他说肯尼迪已经告诉他，军队的撤退将从1964年1月开始。@布朗注意到了曼斯菲尔德对奥唐纳尔记述的（部分）证实，他指出“人们不必不假思索地拒绝这个故事……而去怀疑它是否就是肯尼迪在越南的打算的确实陈述。像许多政客一样，肯尼迪也有专挑人们爱听的话说的倾向。”鉴于同样的理
！排：
不愿如肯尼迪要求的那样，“集中精力于赢得战争”。索伦森还说，肯尼迪“表白得十分清楚，来自西贡政府的任何示意，说我们的部队不受欢迎，将启动他们“走上回老家的路……就在这种示意的第二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肯尼迪说了这些话是确有其事的；他和他的同事们对西贡这样的示意极为惊愕沮丧，并试图以一切方式加以阻止，也是确有其事的。？
阿瑟·施莱辛格以其所写的罗伯特·肯尼迪的自传，在1978年也加入了这一修改历史记录的行列。与索伦森不同，他没有将自己仅仅限制在推测肯尼迪的打算上。相反，他自己构造了一份新的历史，大刀阔斧地修改了自己老版本的说法。？
在他的新年攻势前写的历史中，麦克阿瑟将军的观点，只值得作为向总统提供的一种“意见”，一句话就带了过去。书中没有任何的指出，肯尼迪对它有过最起码的留意；而在接下去的600页书中，它们再也没有被提起过。而在新年攻势后的版本中，我们读到：
4月末，肯尼迪发现了一个预先没有料到的盟友——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将军，他使他确信，在东南亚作战将确确实实是一个“错误”。“他认为”，总统在一份不寻常的备忘录中命令说，“我们的防线应该是日本、台湾和菲律宾……他说，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咒语应验了’，我就是中了咒的人。”
到了1992年4月，我们发现，《一千天》（A Thousand Days）这本书已经作了这样的记载，肯尼迪“很高兴，麦克阿瑟将军反对在亚洲的1i
的军方人物寻求支持的，包括向最受尊敬的极右人物。
新年攻势后的奥唐纳尔一曼斯菲尔德的版本是，肯尼迪打算在1964年1月就开始撤军，但是只有等到他当选后才完成它，以此来规避“另一次乔·麦卡锡恐慌”。即使抛开它完全没有证据的支持不论（相反，反证据倒是很丰富的），这一故事也是几乎不可信的。要想煽起右翼歇斯底里，本来就没有任何比在这些吉凶未卜的天大问题上蛊惑人心夸大其词，将公开承诺坚持到底与1964年随着附庸政权的崩溃撤销承诺结合在一起使用，用庄严的保证不管发生什么都将坚定不移，以此来赢得当选，然后才完成撤军并背叛保证，更加好的办法了。那个计划本来就是纯粹的愚蠢的想法。要是肯尼迪真的打算撤军的话，他本来至少就应该考虑到，或许应该已经走上刚才描述的那条路。但在档案记录中没有一点的蛛丝马迹，表示他对那种可能性动过片刻的念头。相反，他选择了煽起极端爱国主义的狂热的办法。所以再一次，结论似乎是很清楚的。
新年攻势之后撰写的对那些多年前进行的谈话的回忆还须受到更多的质疑。曼斯菲尔德并没有要求“全面军事撤退”，所以肯尼迪不可能在这上面同意他的观点。他向肯尼迪的实际进言是带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美国应该实施极其有限的撤军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姿态”，警告吴庭艳认真起来，赢得战争。再者，在约翰逊上台后，他还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撤军。此外，肯尼迪还拒绝了曼斯菲尔德有案可查的主要建议：停止公开的有关印度支那赌注巨大的夸张之词。新年攻势后的这些回忆与内部档案记录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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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愿意选择认真对待这样一些资料的话，远为更加可信的倒是惠勒将军（General Wheeler）1964年（不是许多年以后在思想意识重建阶段中所作）的回忆中所说的，肯尼迪有兴趣将战争扩大到北越去。
再说，对于奥唐纳尔和曼斯菲尔德的这些迟到记述，即使按它们的字面意思照单全收，实际上也毫无意义。肯尼迪有条件地批准的麦克纳马拉一泰勒关于撤军的建议在当时就马上被公诸于众了。或许，经过了许多年以后，曼斯菲尔德和奥唐纳尔已经将这个被大张旗鼓地公诸于众的撤军计划忘记了；那么就让我们回忆一下，这些计划对于肯尼迪的密友和纪年史记录者似乎是如此地无足轻重，以至于他们对它们的提及，即使有的话，也是极其稀罕的几次。要是肯尼迪说了，他知道那些乐观的估计是错误的，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准备撤军，那倒本该成为这些私下的谈话中爆出的惟一的新鲜事的，因为，确确实实，纽曼、施莱辛格及其他的新年攻势后的不胜利就撤军论的鼓吹者们正是这样来解释这些谈话的。但即便如此，如此纤细的一根稻草，也救不了任何人的命。
尽管有这样的明显瑕疵，奥唐纳尔一曼斯菲尔德的故事还是被肯尼迪圣徒传记作者们极其虔诚地当作为真的了。
新年攻势后，肯尼迪王朝的回忆录撰写者们开始着手修改他们早期版本的回忆录，设法使肯尼迪（推而广之，使他们自己）与已发生的事情脱离干系了。索伦森是这当中一马当先的。在他的早期版本中，肯尼迪是在准备，如果必要就投入作战部队的，并打算不管可能发
生什么都“坚持着挺过去”，不放弃他的盟友，没有美国的大规模干预这些盟友本来就该垮台了。他在书中并未提及撤军。而外交解决则被认为是一种威胁，但被推翻吴庭艳政权一举成功地克服了。但是，在新年攻势后的版本中，索伦森“相信”，肯尼迪本来会在1965年寻求外交解决的替代办法的一—按他的注解，在那个附庸政权陷于更加糟糕的窘境的情况下。此外，由于未加说明的理由，肯尼迪本来是会做出一个比他所信任的同事做出的更加现实的成本-效益分析的，正是那些他所信任的同事后来又继续在为约翰逊总统管理战争，就像以前为他管理战争一样。“我相信，在1963-1964年冬季，他本来是会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于……并找到一个答案”，解决如何走出越南这个问题的，索伦森说，但他并未告诉我们，随着美国一南越政府的形势迅速恶化，这个答案本来也许会怎样，并且他也没有去回忆，当他还在白宫当幕僚时，他自己给约翰逊的进言：由于赌注的巨大，在追求胜利的问题上，要避免任何犹豫不决的蛛丝马迹出现（1964年1月）。
1963年10月的撤军计划，在老版本中并没有提到，但在索伦森的新年攻势后的修改本中却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了。肯尼迪“确实批准了，作为他的目标的一种表示，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的1963年10月声明，声明预言，大部分美国军事顾问将在1965年年底前撤出，而撤军的开始日期将从1963年年末起”，索伦森写道，但是他忘记再加上，在1965年他【索伦森】已经发现，这些步骤不值一提，肯尼迪拒绝对此计划做出承诺，撤军计划十分明确地是以军事胜利为条件的，这个计划还要求强化战争，并站在取代吴庭艳的努力的这一边，如果他ili
不愿如肯尼迪要求的那样，“集中精力于赢得战争”。索伦森还说，肯尼迪“表白得十分清楚，来自西贡政府的任何示意，说我们的部队不受欢迎，将启动他们“走上回老家的路……就在这种示意的第二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肯尼迪说了这些话是确有其事的；他和他的同事们对西贡这样的示意极为惊愕沮丧，并试图以一切方式加以阻止，也是确有其事的。？
阿瑟·施莱辛格以其所写的罗伯特·肯尼迪的自传，在1978年也加入了这一修改历史记录的行列。与索伦森不同，他没有将自己仅仅限制在推测肯尼迪的打算上。相反，他自己构造了一份新的历史，大刀阔斧地修改了自己老版本的说法。？
在他的新年攻势前写的历史中，麦克阿瑟将军的观点，只值得作为向总统提供的一种“意见”，一句话就带了过去。书中没有任何的指出，肯尼迪对它有过最起码的留意；而在接下去的600页书中，它们再也没有被提起过。而在新年攻势后的版本中，我们读到：
4月末，肯尼迪发现了一个预先没有料到的盟友——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将军，他使他确信，在东南亚作战将确确实实是一个“错误”。“他认为”，总统在一份不寻常的备忘录中命令说，“我们的防线应该是日本、台湾和菲律宾……他说，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咒语应验了’，我就是中了咒的人。”
到了1992年4月，我们发现，《一千天》（A Thousand Days）这本书已经作了这样的记载，肯尼迪“很高兴，麦克阿瑟将军反对在亚洲的1i
地面战争”，令他的早先版本的读者不免大吃一惊。@
在新年攻势之前的版本中，是肯尼迪和施莱辛格为1962年在越南击退“侵略”而兴高采烈。在新年攻势之后的版本中，是《纽约时报》
荒唐地谴责了“共产主义‘侵略’越南”，而“肯尼迪下决心要阻止”。并且，虽然罗伯特·肯尼迪在1962年确实曾经呼吁取得对于侵略者的胜利，但他是受到了蒙骗：他是在遵循“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告诉他的那个政党路线”，而没有理解总统的观点和麦克纳马拉一泰勒的政党路线之间的巨大鸿沟一—但在他的新年攻势前的版本中，施莱辛格已经因为总统的亲自批准，而将这条政党路线归功在他的头上了。可是，对于这些创新的说法，或者对于肯尼迪为什么决定将管理这场战争的责任委派给向他贩卖他所如此不屑的政党路线的人之一，同时将另一人提升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于他们背叛总统的事业，不可谓不是一个奇怪的反应一—新年攻势后的版本却未作任何解释。
在他的书中，鸽派被确认为是哈里曼、希尔斯曼和弗雷斯特尔，他们主张反叛乱和社会改革，而非战争升级。至于他们的信条：“这里没有一个人虎头蛇尾”，或他在前一版本中评论过的，他们在肯尼迪政府中的实际作用，以及在对于战争的乐观估计改变后的他们的思想变化，书中完全没有涉及。确实，在1978年时，尽管有够多的细节情况已经被公诸于众了，但还非所有的，不过，要说一个政府的圈内人士对总体的情况都没有起码的了解，无论如何都很难令人相信。④在新年攻势后的版本中，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作为破坏总统的温出1
和政策的极端分子与《纽约时报》、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并列在一起。在评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莱姆尼茨（Lyman Lemnitzer）援引那个“众所周知的承诺，在东南亚采取了直截了当的反共立场”时，施莱辛格冷嘲热讽地写道，“对于参谋长们，承诺可能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迄今为止他们将它强加到总统身上的努力失败了”—一尽管总统自己经常在用更加刺耳的语言将它表达出来。他在书中引用了许多例子，包括施莱辛格本人记述的总统对于颠覆“全世界的平衡”的担心，如果美国从越南撤出的话。或者，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肯尼迪的1963年夏季关于在南越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和支持它的“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的必要性的评论：“对于我们来说，撤回那种努力将意味着不仅是南越的，而且是东南亚的崩溃。因此，我们将留在那里。”这些就是施莱辛格早先版本中的“措词温和的话”。人们不妨与莱姆尼茨的比比看。②
在他1992年写的，对纽曼的书作大肆吹捧的那篇评论中，施莱辛格步纽曼的后尘，将脏水泼到军事狂人身上。他俩都引用了施莱辛格所称的“1962年【1月】的一个歇斯底里的备忘录”（纽曼称之为“异乎寻常的”），在该备忘录中，参谋长联席会议预言，“南越落入共产主义的控制将意味着共产党最终控制整个东南亚大陆，亚洲的大部分将向军方至今仍在顽固地称呼的‘中苏集团’投降”。“这样的夸张证实了肯尼迪对于军方的看法不高”，施莱辛格写道。我们再回过头来读读新年攻势前的版本，以便作个校核，我们读到，是肯尼迪的国务院喋喋不休的“中苏集团”，而肯尼迪自己又在1963年将中国看作“对和平
的一个长期危险”，而苏联，相比起来，只是一心一意要征服世界的“僵化死板的和冷酷无情的阴谋”。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参谋长们在南越问题上的“夸张”与肯尼迪本人的夸大其词相比，听上去实在是十分平淡无奇。③
为了说明肯尼迪的温和以及他对于社会改革的关心，以与军方形成对照，施莱辛格引用了前文引用过的肯尼迪1956年的讲话，而删去了它的煽动性的内容，即被乔治·鲍尔称为“【肯尼迪的】较为华而不实的段落之一”，“充满了（关于多米诺骨牌和巨大赌注的）陈腐的比喻”。②
在施莱辛格的新年攻势前的关于肯尼迪的书中（1965、1967年），只有一处提到了撤军计划，但书中没有任何一处指出，肯尼迪曾经考虑过这件事（大家回忆一下，有关的基本事实已是尽人皆知）。书中也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指出，有任何一个人有过不胜利就撤军的考虑。
在他的1966年的，但仍属于新年攻势前的，“反战”书籍《痛苦的遗产》
（The Bitter Heritage）中，施莱辛格还是彻头彻尾地排斥撤军的，他声称他是在维护肯尼迪的旗帜。
在新年攻势后他写的罗伯特·肯尼迪的自传中（1978年），情况就大大地不同了。这时，肯尼迪的所谓的撤军计划已经值得花上一个整章来写了，尽管这本书并非是献给肯尼迪，而是献给他兄弟的。而哥哥的“介人越南也只是严格地限制在达拉斯暗杀之前”，在此后就
“不再存在”了，施莱辛格这样告诉我们。新年攻势前后的版本出现这种惊人差别的理由并非是因为有任何重大的新信息的发现，事实上1！
对此书中甚至根本没有提及。施莱辛格关于为什么要单独写撤军这一章的解释是，“因为【罗伯特·肯尼迪】以后不得不与他兄弟的越南遗产作斗争，所以理解这个遗产为何物是必不可少的”。或许如此。但是，人们然后就希望知道的是，为什么这个遗产在新年攻势前的版本中毫无踪影。
到了1992年，施莱辛格又更进了一步，声称他一贯以来提出的就是肯尼迪打算撤军的论点。⑥
在新年攻势后的版本中，早先的默默无闻的1963年10月的那些决定突然脱颖而出，一下就成了肯尼迪在巧妙地顶住了他的助手们为加重美国的承诺，限制他的灵活性和取消对于撤军的任何提及所下的功夫同时，“肯尼迪的分阶段撤军计划的首次实行”（施莱辛格的资料来源除了富于想象力的阅读以外，就是口头的传说，很少与文件记录发生关系，《纽约时报》的1963年的有关记述更加具有资料性）。
肯尼迪的撤军计划，尽管以前从未提到过，现在却成了他已与两个主要的“派别”——反叛乱的鼓吹者和麦克纳马拉一泰勒“政党路线”的供应者一—分道扬镰的首要证据。“两个赢得战争的派别”他都反对……他在迷茫地寻找非军事的解决方案。“他始终不渝的赢得战争的公开要求显然应被理解为是一种障眼法，以便引右翼上钩；而他在内部档案记录中的同样坚持不舍的胜利要求，他却不提了。”不顾参谋长们的反对，施莱辛格写道，在1962年7月，“肯尼迪指示麦克纳马拉开始制定分阶段撤出美国军事人员的计划”，而在新年攻势前的版本中，我们读到的只是哈金斯和麦克纳马拉在1962年年
中时的乐观，没有提及到任何撤军的计划（896页）。在新年攻势后的版本中，1962年7月的那个指示是1963年10月计划的起因。这个计划，对于总统来说，是给升级加上的一个限制，是“脱身的后备计划”，虽然破坏撤军的将军们仅仅将它看作了“对吴庭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曼斯菲尔德和其他鸽派人物，以及在他的新年攻势前的版本中对麦克纳马拉的建议一笔带过的施莱辛格也一样。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962年7月的指示是基于胜利已经就要到手和胜利一旦推迟到1965年后就将难以抑制国内的反战的推断之上的预言。总之，肯尼迪的目标是胜利后撤军一—在1965年年中以前，虽然麦克纳马拉认为，要到年底，但肯尼迪继续不愿意做出承诺。最高军事指挥部的不同意见仅在于他们更加乐观，他们预期在一年以内战争就结束了。所有这一切全部都被施莱辛格删除了，尽管这些基本事实在《五角大楼文件》里都有。
在新年攻势后的版本中，施莱辛格继续写道，到1963年时，撤军开始变化，从一种“预防措施……变成了一种优先的选择”。这就是
“证据所指出的”。但证据实际上指出的是，撤军始终是一种优先的选择，但只能是在胜利以后；在1963年时，情况仍然如此。施莱辛格所引用的证据就是奥唐纳尔一曼斯菲尔德的资料，上文中已经讨论过的。他提出的惟一的进一步证据是肯尼迪1963年9月的公开讲话，
“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才是不得不去打赢它或者输掉它的人……”请大家回忆一下，这一点意见是总统的越南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麦加尔将军，在1962年2月向他提出，并在肯尼迪被刺后得到约翰逊、麦语；
克纳马拉及威斯特摩兰将军和泰勒将军等人重申的。依据同样的逻辑，他们必然也已经知道肯尼迪的秘密打算。
到了1963年夏季，新年攻势后的版本继续道，“肯尼迪在仍然继续打他的公开的牌的同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考虑如何脱身”——如此隐秘，以至于在档案记录中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并且他的密友知己也对它绝无所知；而这“公开的牌”就是只能起到破坏撤军作用的煽动人心的夸张之词。在11月14日，施莱辛格记述说，肯尼迪“多少有点茫然地”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即将到来的檀香山会议将集中讨论“我们如何才能强化斗争，我们如何才能将美国人带出那里。现在，那就是我们的目标，将美国人带回家”。这个茫然来自“肯尼迪的私下决心，他开始，不论以何种代价，一种脱身的战略了”，于是一个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证据举证的信条出现了。但是抛开那个信条以后，肯尼迪的话却是不带一点茫然地反映了他对于国内不满，和他对于他的强化战争和胜利后撤军承诺的清醒意识，这些在内部的和公开的记录中都是清清楚楚的。
施莱辛格特别提到，“1963年5月，吴庭艳公开提议美国开始撤退它的军队”，还说，“迟早，我们越南人将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他在书中说吴庭艳暗示，与河内的谈判“无论在西贡或华盛顿都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引自威廉·邦迪），他的这个记述是不正确的；记录证明，它们是得到非常认真的对待的，而且是肯尼迪政府决定推翻这个政府的一个因素。“在当时，没有人知晓这些探索是否有任何现实性”，施莱辛格的这个补充倒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给出理由：肯尼i
迪和他的顾问们害怕这些探索具有太多的现实性，并采取行动摧毁了那个威胁一—另一个给不胜利就撤军的论点釜底抽薪的关键事实。“吴庭艳一胡志明的交易本可以成为美国在1963年从越南退出的途径”，施莱辛格正确地评论说，因此，“某种形式的机会或许就失去了”一—虽然并非如他所指，是出于无知。相反，十分明白的是，这样的一种交易将迫使美国不胜利就撤军。
在新年攻势后的版本中，施莱辛格采纳了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导致了政策急遽倒转的论点。⑧他的理由是，约翰逊立即抛弃了肯尼迪的撤军计划，向战争升级转移。他的证据是11月26日的NSAM273的开头一段话：
美国在南越的中心目标继续是，支持该国的人民和政府赢得它们对于外部指挥和支持的共产主义阴谋的竞赛的胜利。
施莱辛格特别强调了这些话，以表明约翰逊正在承担的“不仅是肯尼迪历来拒绝的完全承诺，而且是（肯尼迪从未完全接受的）冲突诊断”。这些被特别强调的文字经常出现在公开的和私人的肯尼迪记录中，那个诊断也一样；这方面举过的例子已经多得无数了，包括肯尼迪本人提出的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集中精力于赢得战争”。肯尼迪的高级顾问在他被刺之前写的、表达了他的政策想法的NSAM273的草稿也是用这段同样的文字开头的。@批准麦克纳马拉一泰勒建议的10月2日白宫的声明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其隐藏的意思和含意尽在观者的眼中，是清清楚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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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辛格还声称，通过强调美国的军事计划“应维持在吴庭艳政权时代时的那些计划一样高的水平上”，NSAM273“使肯尼迪的脱身打算化作为零”。他根据的是《五角大楼文件》分析（II，18页），但该分析说得十分清楚，正在讨论之中的是援助计划，并且此话“用作表明，新总统将继续已经得到同意的政策”。施莱辛格的资料来源继续说：“关于美国在撤出军事人员方面的目标仍如1963年10月白宫声明所述的一样”。如已指出，白宫的公开声明也已经强调了，只要附庸政权需要，“主要的美国援助”就将被维持下去。施莱辛格引用的NSAM273中的话未使任何“脱身的打算”化作为零，事实上它什么都没改变。
施莱辛格对接下去发生的事情的记述几乎同样的没有说服力。
因此，他引用了肯尼迪的一位高官的话写道，肯尼迪兄弟“视越南为一个无比巨大的烦恼和担忧的源泉，而非本身就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一—只是一个更大的游戏中的一只筹码”。这些话，施莱辛格再一次为它们特别加了强调，是应该用来证明，“作为文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他们完全没有在‘强硬路线派’影响之下的、约翰逊总统的那种代表性的执迷不悟的态度”，这样的文字表示了肯尼迪知识分子对这位给肯尼迪王朝的高贵雅致抹黑的、粗鲁的得克萨斯闯入者的无限轻蔑。他所引用的这话出自1970年，已是新年攻势之后；在它的前一页上，施莱辛格已经引用过罗伯特·肯尼迪1964年6月写给约翰逊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将越南描述为“明显是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⑧至于说出自肯尼迪和他的最高级顾问之口的那种“执迷不
悟的态度”，已经说得够多不用再赘述了。最后，是肯尼迪亲自选择和信任的高级顾问们在影响约翰逊和指挥他的战争，他们得到了他的兄弟的坚定支持，直至情况开始出岔。
在他1962年为纽曼的书所写的评论中，施莱辛格不厌其烦地极尽其赘述之功。为了支持纽曼的“不胜利就撤军”的论点，施莱辛格写道，他本人在他的《一千天》中也已经提出过同一论点。在那本书中他记述了肯尼迪观点，“这是一场越南人的战争。如果我们将它转变成一场白人的战争，我们将会输掉”。他没有提到，约翰逊以后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不希望“我们美国的孩子为亚洲的孩子去打仗”，约翰逊是在1964年竞选时这样宣称的——与肯尼迪-施莱辛格的版本并非完全一致，因为对于约翰逊，它是一个原则的问题，而对于肯尼迪一施莱辛格，它纯粹只是权宜之计，一个如何去赢得战争的问题。此外，如已指出，军事指挥部在此前和此后，也提出过同样的观点。新年攻势前和新年攻势后版本的这种尖锐对照再一次没加研究就溜了过去。
在1991-1992年的肯尼迪复活期间，新年攻势前的第三位肯尼迪回忆录作者罗杰·希尔斯曼写过几封信给新闻界，回应对于撤军论的批评。在这些信里，在关于肯尼迪的撤军打算问题上，他采取了比他在新年攻势前的讨论中所持有的更强硬的立场。@但是，只要仔细阅读一下就可发现，希尔斯曼在精心回避关键的问题。他说，肯尼迪想撤军，这自不容否定；但罗斯托和勒梅也想一一在胜利以后。他还说，肯尼迪决心不让它成为一场美国的战争。一般来说，他所有的顾问也同样如此，但是，在情况后来发生剧烈变化，使得他们别无选择1！
余地时，他们恰恰就做出了那件事，他们做出了那个决定，他们所根据的就是他们与肯尼迪都一致同意的那些假定。我们已经看到，当希尔斯曼在约翰逊政府中效劳时，他对它的政策基本上都是同意的。希尔斯曼插足当前的讨论，而对这些问题却都避而不谈，他这样做，只会加重笼罩在这些问题上的迷雾。
我们来看一看希尔斯曼的最近的插足辩论，就在我写此书时。@
这次，他要解决对他为什么要等到1992年他才公开“肯尼迪总统打算从越南撤军”的指责的问题。“不正确”，希尔斯曼回答说。肯尼迪本人已经在它的1963年9月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了，他在那次招待会上说，“归根结底，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不得不去打赢它或者输掉它。”在肯尼迪被刺杀后，希尔斯曼继续道，约翰逊
“对他政府中处理越南问题的人讲得很清楚，他已经把肯尼迪的最后的三个字丢掉了”，也就是说，他不会允许输掉战争。希尔斯曼然后提到了他反对约翰逊的轰炸北越的决定，在他的1967年的书中，对此有
“极其广泛的”提及。他还进一步声称，他“很难使自己的声音被人听到”，以此来指责媒体和历史学家压制了希尔斯曼的努力，他努力要告诉他们，“肯尼迪，在死前，已经开始实施一项从越南撤军的计划”。他的辩护到此为止。
请注意，对于肯尼迪打算不胜利就撤军，这个惟一有争议的问题，希尔斯曼并未举出任何证据为它作证。他的压制之说也不特别令人信服；肯定地说，希尔斯曼找家愿意让他说几句话的报刊应该是可能的。即使那个姑且不论，他也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公开：撤军计划的iE
来龙去脉早在1963年10月就已经被大张旗鼓地报道过了，尽管不如他1967年的书中记述的那么完整。此外，在那本书中，他反对约翰逊轰炸北越的提及也几乎谈不上什么“广泛”。事实上，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它们是十分苍白无力的；这几乎谈不上什么惊奇，因为他本人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中效力时就呼吁对北越有节制的升级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他所声称的约翰逊丢掉了肯尼迪讲话中的最后三个字是怎么一回事。肯尼迪的讲话是，“他们不得不去打嬴它或者输掉它”。根据这三个字就声称肯尼迪打算不胜利就撤军，就等于根据约翰逊一年以后所说的、反对派遣美国军队的话，把这同样的意图套在他的头上。或者，根据类似的话语，把这相同的意图套在美国最高军事指挥部的上上下下的头上。这正是为什么希尔斯曼在他的1967年回忆录中没有这样声称的原因，在那本回忆录中，他强调的是约翰逊的话，“我们不希望，我们美国的孩子为亚洲的孩子去打仗”，以表示他是以“真诚的”和“不顾一切的”努力执行肯尼迪的政策的。我们再回忆一下，希尔斯曼在他1967年的书中的观察，在他现在作为他的根据所系的这3个字被删除后10天，肯尼迪的“赢得战争”和不希望“看到一场战争失败”的公开承诺成了“政策指南”，就如他几天后在内部政策设计讨论中所确实看出的那样。
不论它们多么使我们对于了解文化管理的任务大开眼界，但是，新年攻势后主要的肯尼迪知识分子对历史所作的修改，作为历史来说却毫无价值。相反，它们倒是构成了文化史的独特一章，并且我相信，还绝非意义轻微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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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攻势后的思想重建是高度经久耐用的，因此，很可能会持久存续下去，不管事实究竟如何，至少在从肯尼迪王朝那里取得他们的灵感和想象的人的圈子里。到1993年初，它就已经在开始取得作为背景资料的地位了。因此，在《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上，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在评论一本麦克纳马拉自传时说，尽管麦克纳马拉“上了哈金斯将军提供的虚假统计的当”，但到1963年年底时，他的“怀疑能力恢复了”。“与肯尼迪一起，他接受了一个增加援助而将演出交给越南人去做的计划，不管到1965年时是赢还是输”。
在上面所说的那本自传中，它的作者黛博拉·夏普莉（Deborah Shapley）则要谨慎多了。麦克纳马拉告诉她，他和肯尼迪已经同意不胜利就撤军，夏普莉这样写道，但她发现自己在怀疑，“他的真诚信仰，肯尼迪本来是会从越南脱身出来的，是以后战争已经成为他和整个国家的悲剧和创伤后他才获得的”。他对“约翰·肯尼迪的崇敬”或许导致了他的“自我欺骗，相信他的英雄和导师本来是会将他们英明地引领出来的”。“至今尚未有有力的证据出现，来证明麦克纳马拉的所说”。“有力的证据”才是要害所在，但如我们所见，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是与麦克纳马拉的此说唱反调的。夏普莉还写道，麦克纳马拉和肯尼迪“或许是有过一个不同的、私底下的议程表”；但她根据的资料来源是纽曼和施莱辛格的1978年的“有趣的理论”——没有一丝证据，完全是捏造出来的，而且对更加有趣的新年攻势前的沉默只字不提。她所有引用的其他的资料均出自新年攻势之后，部分还是二手的：1970年（吉尔帕特里克，Gilpatric）和1986年（麦克纳马拉）的私人回忆，以i
及当前的采访。⑥
总之，这种信念依然是一种纯粹的信仰而已，而且是不顾来自每一个方面的大量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