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肯尼迪和撤军：结局
到8月底时，肯尼迪和他的鸽派色彩最浓的顾问们（埃夫里尔·
哈里曼、罗杰·希尔斯曼和乔治·鲍尔，Averell Harriman，Roger Hilsman，George Bal）都已同意，南越的附庸政权应该被推翻。8月28日，总统“吩咐国防部拿出在西贡建立反吴庭艳的军队的办法来”。他要求采取“将使造反的将领们得到最大机会”的行动，并说，“我们应该请教洛奇大使和哈金斯将军，我们如何才能建立将完成一次政变的军事力量”。哈里曼说，没有一次政变，“我们就不能赢得战争”，并且“必须撤退”。希尔斯曼则“同意，除非除掉吴庭艳，否则我们将无法赢得胜利”，这个看法与鲍尔的一样。而罗伯特·肯尼迪也要求作出努力，加强造反将军们的实力。国务卿腊斯克警告肯尼迪说，“吴庭儒可能会呼吁北越帮助他赶走美国人”。希尔斯曼敦促说（8月30日），如果吴庭艳和吴庭儒“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做出任何“政治动作（诸如开启中立化谈判等）”，或者，甚至暗示要做这样的动作，我们就应该
“鼓励这些将军们及时采取政变行动”，并承担起“军事行动”的责任，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试图对抗我们的行动的话，就让他们“毫无疑义地知道，我们将以一切必要的力量打击越南民主共和国，迫使它停止下来”，如果有必要，还要引进“美国作战部队，帮助政变集团达到胜i趣！
利”。“重要的事情是赢得战争”，希尔斯曼告诫麦克乔治·邦迪；而那就意味着甩掉西贡政权，因为它正在故意拖拉，寻找出路。总统同意
“我们的首要目标仍然是赢得战争”，腊斯克打电报给大使馆说。
中央情报局数月来就一直在报告说，“吴庭儒的政策是一种使越南最终中立化和统一的政策”，是与1954年日内瓦协议一致的，并继续警告说，“最近，南越政府、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人可能已经就某种北一南友好关系恢复的可能性，进行了探索”，这可能导致南越政府要求美国撤军（9月26日）。在9月30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回顾了他与法国驻西贡的代办，以及加拿大和印度的国际控制委员会（ICC）的官员所作的一次时间很长的讨论。
他们对市面上流行的北一南交易的谣言并不在意，但是，“大家一致坚持，我们不应该不在意将来会有这样的一种交易的可能性”，消息灵通的法国代办觉得，或许就在“3个或4个月以后”。这样的报告只能增加华盛顿的恐慌，强化他们对于和平解决的恐惧。①
特别扰人心绪的是8月29日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发表的一篇公开声明，表达了他对越南人“在内部和平统一，以及在与他们的邻国和谐相处的问题上，能够脱离外界独立地进行他们的活动”的希望。
在为肯尼迪总统9月2日接受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
的电视采访准备的一份备忘录中，麦克乔治·邦迪在劝告他继续“不要理会好管闲事的夏尔”的同时，却仍将肯尼迪的注意力集中到戴高乐的声明上。在回顾了戴高乐明显的“使越南中立化”的信仰以后，他对“中立主义解决的幽灵”发出警告，并劝说肯尼迪要表示出不理解，I语：
要反过来呼吁法国“分担抵制共产主义在越南侵略的工作”。肯尼迪照着邦迪的劝说做了。当克朗凯特问到戴高乐的声明时，他回答说，美国已经“听了”，但是没有兴趣，事实上，还带着恼怒：当然，使得美国有点不耐烦的是，在挑起这个担子18年以后，我们很高兴得到忠告，但是，我们愿意得到多一点的帮助，真正的帮助。不过，不管怎样，我们将履行我们的责任。对于我们，说一声“那好，为什么我们不都回家去，就将世界留给是我们的敌人的那些人好了”，于事无补。
肯尼迪在私底下重申了他的气愤。第二天（9月3日），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他问“在帮助越南人上，法国人在做些什么”。在看了人们给他的关于这一主题的一份文件后，“总统评论说，法国人正设法为越南取得在老挺已经做成的事，即中立化”，中立化“在老挝并不管用”，所以绝非越南的榜样。他还对为什么连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也会建议老挝的榜样感到不解。在被问到法国是否会抗议他在接受克朗凯特的采访中对戴高乐总统的评论时，“总统说，他怀疑（法国）大使阿方德（Alphand）会有此胆量，提出抗议”。肯尼迪依然坚定不移地坚持反对将使不胜利就撤军成为必需的外交解决。@尽管有不和谐的声音发出，但“农村中的战争正在顺利进行之中”
（洛奇大使，9月1日），在这一点上，大家的意见依然一致。不过，城市中骚乱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吴庭艳政权已被认为不再值得信任。9月11日，希尔斯曼在一份文件中写道，“美国的政策目标1
应该继续是，在南越维持一个能够维护它的独立，成功抵制共产主义的侵略和容易接受美国的影响的，能独立生存、强大和自由的地区”。相应地，“我们应该告诉吴庭艳，我们准备实行我们的计划，以全新的活力肃清越共的威胁，同时，我们还期待在此努力中得到他的全面合作”——否则后果自负。希尔斯曼在9月16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还补充说，吴庭艳必须“集中精力于赢得战争”。
这份备忘录概述了总统鉴于吴庭艳的不听话而已要求准备的一份计划的梗概。此计划是在同日呈报给总统的，希尔斯曼在计划中说，“美国撤军对于战争努力将立即就是灾难性的”。为了达到我们的
“总目标”，即“赢得对于越共的战争”，我们必须支持“一切有助于赢得战争”和“反对”一切“妨碍战争努力”的事情，与总统在9月12日所陈述的“政策指南”保持一致。③
当时，普遍的估计是，战争是不可能赢下来的，“如果吴庭儒继续当权的话”（约瑟夫·曼登霍尔，Joseph Mendenhall，也被认为是鸽派的一个人物）。更糟的是，吴庭儒“已经频频宣称，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力量必须减少”，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并正继续着他与北越的交易，这可能导致和平解决，从而破坏肯尼迪的战争政策。
很清楚，基本的原则是，我们必须“集中精力赢得战争”，没有人对它提出过质疑。9月14日，哈里曼写信给洛奇，将这一点说得明白无误：“我能向你保证，从总统起往下的每一个人都决心支持你和国家的这个团队打嬴对于越共的战争。虽然在如何去做的看法或在重点上可能存在着某些分歧意见，但是，这里没有一个人虎头蛇尾。”③
尤其，肯尼迪绝非虎头蛇尾之人。在内部的档案记录中，没有片言只语可以提示，应该对这位处在鸽派这一端的、受肯尼迪信任的高级顾问的这一判断，以任何的方式提出质疑。
现在我们已接近肯尼迪总统任上的最后几个星期了，也是我们对他的真实意图做出决定的最后机会了。因此，我们将密切地关注他
（有限的）介人的讨论和决策。
9月17日，在与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们开了一次会，讨论了希尔斯曼准备的争取军事胜利的计划后，肯尼迪总统指示洛奇大使向吴庭艳施加压力，“使得每一个人都回到工作上来，使得他们集中精力于赢得战争上”，同时重复了他对胜利的常规性强调。尤其重要的是，要显示出军事进展，因为“必须在国会提出继续进行此种努力的有效的理由”，总统补充说，这表达了始终存在于他心头的担忧，国会对于他取得军事胜利的承诺的支持是微弱的。“为了满足这些必须”，他告诉洛奇，他正派遣他的顶级助手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去越南。他们的使命是对“打败越共的军事和准军事的努力做出评估”，肯尼迪这样指示麦克纳马拉，并确保“竞赛的进展”，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直至最近，一直有“令人鼓舞的结果”传来，但是，要取得“未来预期的结果”需要南越政府和华盛顿采取新的行动。目标依然是“赢得战争”，总统再次强调，并补充说，“使新闻界哑口无言的办法就是赢得战争”。
与国会一样，新闻界也是敌人，因为它缺少将战争进行到胜利的热情，偶尔还要求外交解决。
泰勒建议，他和麦克纳马拉向吴庭艳提交一份不能变更的确定1罐！
的时间表，在此期限内“战争必须嬴下来”。按照麦克乔治·邦迪的记录，“对此建议，总统没有说‘同意’或‘不同意’”，显然是不愿意使自己被任何撤军的承诺束缚死。⑤
麦克纳马拉和泰勒为他们的发现而感到鼓舞。泰勒告诉吴庭艳，他“相信在1964年年底前，北部和中部的越共叛乱能够减少到最多不过是偶发的事件而已”，而所有地方的战争努力都应在“1965年年底前完成”。10月2日，泰勒和麦克纳马拉将有关此分析的报告呈送给了总统，他们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军事战役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并继续在取得进展”。根据这些认定，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有3项建议后来在“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263号”（MSAM263）上被批准认可（略加修正删节后）：
·在整个国家“加快军事节奏”，以便使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军事战役在1964年年底前结束，南部地区（湄公河三角洲）的在1965年年底前结束。
·应该训练越南人在1965年年底前接手“现在由美国军事人员执行的基本功能”，以便“到那时，应该可能撤出美国人员的大部分”。
·按照第二点，“国防部应该在非常近的将来宣布目前已经准备好了的、在1963年年底前撤出1000名美国军事人员的计划。
这一行动应该被低调地解释为，在不影响战争努力情况下，以训练有素的越南人代替美国人员的一个长期计划的起步。”
1菲！
他们的报告再次强调，“压倒一切的目标”是胜利，这是一件“对美国的安全生死攸关”的事情。他们重申，撤军不能耽误得太久：“进展速度的任何明显降低都肯定地将严重影响民众对于美国努力的支持”。他们表示相信，“任务中的美国部分能够在1965年年底前完成”，届时军事胜利将已经得到确保。按常规的方式，这些撤军计划设定了至关重要的限定条件：“不应作出任何进一步的削减，直至1964年的战役需要成为确定不变”，也就是说，直至战场胜利得到确保。⑧
请注意，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自始至终未将缺乏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和南越政府对政治解决采取的主动行动视为撤军的一个机会，而相反却将它们视为对胜利的一种威胁。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同一天开会讨论这些建议。一如往常，总统的角色是游走在边缘之上的。他重复了“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美国公众的舆论”，并再次在时间表面前踌躇不决。他反对作出在1963年撤出一些部队的承诺，“因为假如我们在今年年底前不能采取这一行动，我们将被斥责为过于乐观”。形成对比的是，麦克纳马拉“为了迎合参议院富布赖特（Senator Fullbright）等人我们永远陷在越南的泥潭里了的观点，看到了这句话的重大价值”。于是，这句话就被留了下来，但只是“作为麦克纳马拉一泰勒报告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总统的预言”，因此，在他本人的坚持之下，总统依然未作出撤军的承诺。
此后，一份公开的声明发给了新闻界，将麦克纳马拉一泰勒的判断呈现在世人面前说：“美国军事任务的主要部分能够在1965年年底前完成，虽然届时可能继续需要有限数量的美国训练人员存在”，并说
训练计划“应该已经进展到了那种程度”，使得1000人能够在年底前就被撤出。该声明重复了美国的标准立场，将与南越政府合作，“阻止共产主义取得这个国家的政权和尽快平定受到外部唆使和支持的越共叛乱”，继续“有分量的美国援助，以支持这种军事努力”，但它“仅仅在叛乱被平定之前或南越政府的国家安全部队能够平定它之前，才是需要的”。60
10月5日，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总统指示，撤走1000名美国顾问的决定“不应正式向吴庭艳提出。相反，这个行动应该按照常规惯例来执行，作为我们在不再需要人员时就将他们撤走的一般姿态的一个部分”。
这次会议的结果正式成文以后成为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263号（10月11日），即一份简短的声明，就在这个声明中“总统批准了上述的3个军事建议……”，只有一处修改使它们有所削弱：“不正式宣布在1963年年底前实施撤退1000名美国军事人员的计划”。
NSAM263的最后一条是说，肯尼迪亲自批准了一份电报，指示洛奇大使在训练和武装新的部队的同时，“增加战争努力的有效性”，以增大以撤军为条件的胜利的前景。电报接着还说，必须克服“越南人民中间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正在侵蚀着对于胜利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的、民众对南越政府的支持”，以及必须克服“美国民众和政府方面的信任危机”，他们也不明白怎样把“我们的行动和我们胜利的根本目标联系在一起”。8
请注意，就字面而言，NSAM263所言甚少。它批准了麦克纳马
拉一泰勒的建议，强化战争和军事训练，以便在1965年年底前“应该可能撤出大部分美国人员”，它还包括了肯尼迪本人对洛奇大使的指示，强化军事行动，以实现“我们胜利的根本目标”。它并未要求实施一项撤军1000人的计划，而是批准了麦克纳马拉一泰勒关于这些撤军计划的建议的第三点，即“在不影响战争努力情况下”进行的、作为“一个长期计划的起步”的撤军计划，但删除了他们提出的正式宣布这些计划的要求。
可以推断，其意图是，如果军事条件许可，就实施撤军计划，但是，那个意图并未说出来。鉴于以后为了从措词造句的细微差别之中读出它们的重大意义，以证明随着肯尼迪总统过渡到约翰逊总统所发生的政策巨变，必须付出的努力之精妙辛苦，我们不妨先将这一事实铭记心中。采用这些解读技巧，我们将会得出的结论是，NSAM263几乎就是空洞无物的。我要强调，那并非我的解释；我假设了那个明显未说出来的意图，只是在于提示大家，其他的文件应以同样合理的方式处理——这样的话，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就将迅速烟消云散。
如前所述，那些基本的决定迅即就被公布于众了。而且，当时提供给人们的情况并不需要根据目前可以获得的数量庞大的文件作任何重大的修正，虽然这些文件使得情况变得清楚得多了：总统不愿意对由他的战争管家推荐的撤军建议做出承诺，他担心国内舆论也许不会始终如一地支持他到最后，他坚持撤军必须以军事胜利为条件，他命令加紧军事努力和“使造反的将领们得到最大的机会”，以便用一个“将集中精力于赢”和不怀有要求美国撤军和和平解决想法的政权
取代吴庭艳政权。
罗伯特·肯尼迪对公开撤军计划也有保留。他觉得我们对于我们“在越南的努力的支持是如此坚定不移，吴庭艳是不会受到（公开宣布撤军计划）很大的影响的”（撤军计划的目的之一就是迫使吴庭艳继续其战争努力）。在10月7日的一次白宫工作人员会议上，邦迪注意到已经有人对撤军发表了保留意见，他对“有些人认为麦克纳马拉一泰勒的我们能在两年内撤出越南的声明过于乐观了”的看法表示吃惊。他说对于即将到来的一次总统记者招待会的“总方针将是，两年后，越南人将能够在没有美国军事力量在场的情况下完成任务一个被会议桌边上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合理的立场”（提到的人有邦迪、
弗雷斯特尔、泰勒将军和克利夫顿【Clifton，肯尼迪的军事助理】）。9整个10月，与南越政府的问题继续在增加。吴庭儒公开要求美国人离开，说他和他的哥哥在1961-1962年的“最危险时期”就已经反对美国的干涉了，现在则希望美国军队完全离开。美国应该只提供援助，他要求说。洛奇大使因此警告说，“我们应该将一个撤军的要求考虑为一种日益增大的可能”。
另外一个问题是“南越政府在处理与它自己的人民的关系上有效性”的缺乏。在被问及此事时，洛奇以一种“眼睛里只有总统”的交流方式回应说，“越南不是一个地道强大的警察国家……因为，与希特勒的德国不同，它的效率并不高”，因此，不能够平定“大规模的和组织良好的、被深刻的仇恨强烈地和经久不衰地推动的地下反对者”。越南人“似乎前所未有地要急于自己做主而不被人所左右”，尽管他们I排
“据说偶尔也能够干出极大的暴力事情来”，但“目前尚看不到它的任何迹象”，这对于美国的努力是另一个障碍。在这同时，对于印度尼西亚的将军们，有人也表露了同样的担心，尽管他们证明是能够胜任他们的任务的，并且还因为他们纳粹式的残酷无情而赢得了很多的尊敬。然而，就西贡的将军们来说，他们从未能够达到过美国的标准。⑥
难怪肯尼迪不愿意对麦克纳马拉一泰勒的撤军建议做出承诺。
请注意，肯尼迪鸽派对战略村计划的批评，也是基于美国附庸的这些同样的缺点。
情报在继续报告说乐观的预测是靠不住的，而统一和中立化的压力却依然强大，鸽派边缘的保罗·凯藤伯格（Paul Kattenburg）这时报道了又一个问题：“喷洒化学落叶剂及毁灭庄稼的行动是对付越共的有效武器”，但是，“目前的批准程序过于烦琐”，并且“此种行动在心理和公益作用方面并非特别好”。所以，需要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出色的公共关系人员。⑥
华盛顿的政变计划继续在执行之中，由洛奇大使负责行动的指挥。惟一让人举棋不定的是对失败的恐惧。肯尼迪认为，如果政变计划失败的话，我们“可能在一夜间就失去我们在东南亚的全部地位”。
当政变最终在11月1日发生，用一个军人政权代替了吴庭艳和吴庭儒后（两人均被杀），总统十分动情地称赞洛奇的“出色的工作”和“领导”，取得了一个“具有最重大意义的……成就”，它“在这里得到了政府里里外外的一致承认”。现在，随着将军们的上台，“我们的首要重点应该放在有效性上，而非外表上了”，总统补充说。我们必须帮助政1
变政权直面“赢得与共产党竞赛的胜利和获得它自己的人民的信任的真正问题”。总统希望，由于洛奇的富于灵感的领导和政变安排，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令人快意的结果，“没有效率、失去民众信任和在确定我们与吴庭艳政权的关系时起决定性作用的那种失败的前景”，现今都已一起成为过去的往事了（11月6日）。⑧
在肯尼迪被暗杀前的两周中，在浩如烟海的内部档案记录中，甚至都没有一句话是提及不胜利就撤军的。肯尼迪敦促每一个人“集中精力于赢得战争”；撤军是以胜利为条件和以平息国内对肯尼迪的战争的不满为动机的。赌注被认为是巨大的。在权力传递给约翰逊的过程中，任何实质性的变化都没有发生。
从总统及其顾问的观点出发，政变后的形势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就好的方面来说，他们希望至少如总统所要求的，上台统治的将军们现在终于将集中精力于赢得胜利和取得民众的支持上，并不再提出令人恼怒的要求美国撤军和做出走向和平解决的举动。
但另一方面，在各个层面上又都存在着混乱，同时在美国国内，主张外交解决的声音也并未静寂下来。鸽派色彩的顾问们强调必须反击这些倾向。曼登霍尔（Mendenhall）还就《纽约时报》刊登的建议（11月6日，第10版）所带来的危险，向希尔斯曼发出警告，因为该建议说“美国应该着手国际谈判，解决越南问题”。他建议与编辑们举行一次私下的会议，“设法矫正他们关于越南形势的和关于美国对越南政策的看法”。11月13日，弗雷斯特尔告诉《纽约时报》编辑罗伯特·克莱曼（Robert Kleiman）说，考虑谈判解决“将是愚蠢之举”：“南越还未足iW！
够强大到有任何希望在走向谈判桌后仍能够全身而退”，并说：“越南的负责任的越南人”或许将视这样的观点为“被美国的完全出卖”。他规劝邦迪，我们应该准备“反击”在媒体上“贩卖”这一想法的进一步尝试。③
与此同时，破坏乐观估计的证据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让人置之不理。政变后一个星期，在中央情报局完全赞同之下，国务院情报部门报告说，到10月末为止，军事形势已经急剧恶化，并代替该局的统计部门预测了“不利的1963年年末数字”。而新政府也证实了，南越政府“一些时间来，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对越共的战争一直在输，因为它一直在失去人民”。11月20日，在檀香山召开了一次最高级会议，讨论以后的步子怎么走。美国在越南的使团建议，撤军计划应该维持不变，而新政府则“对美国热情有加”，并提供了“我们过去从未有过的利用机会”。随着一个稳定的政府的最终上台，肯尼迪对南方抵抗力量的攻击升级的计划现在终于能够执行了。麦克纳马拉，他永远是小心翼翼的，则强调说，“南越处于越共的巨大压力之下”，他注意到了政变后与越共有关的交火事件大幅度增加了，并敦促“我们必须作好准备，在赢得战争这一任务上投入足够的资源，以确保有把握完成它……”在11月22日上午8点的一次白宫会议上，邦迪被告知，“总算第一次，”军方所报告的“三角洲的形势是现实的”。0在继续下去以前，让我们回头看看，在同一时间，从新闻上可以公开找到些什么情况。鉴于以后出现了关于媒体压制消息的说法，这一题目是值得简短回顾一下的。媒体压制和歪曲消息是屡见不鲜的事，
1：
这是绝无疑问的。但在这个案例中，结果证明，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将仍以《纽约时报》为例。
在NSAM263中（基本）得到批准的、麦克纳马拉一泰勒10月2日的军事建议的梗概第二天就作为头条新闻登上了《纽约时报》。这条新闻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作了正确的描述，并随同刊登了白宫声明的文本。与内部记录一致的是，撤军计划也是被算在麦克纳马拉和泰勒，而非肯尼迪的头上。
在内容于次日发表的10月31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继续保持了他在内部讨论中所表现出的谨慎，使自己与撤军建议保持着距离：
你们知道，在麦克纳马拉部长和秦勒将军回来后，他们宣布，我们期望在年底以前将从南越撤出1000名军人……如果我们能够做到，那就将是我们的时间表。我想第一个单位，第一支分队，将由并不参与也许可称之为前线作战的250人组成。我们的希望是，随着在南越的训练的强化和持续进行下去，使得那儿的美国人数量减少1000名，……至于其他的单位，我们将不得不在可能出现的军事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再作出那种判断。
他继续吹捧他的军事集结，说这种集结将使得美国武装部队不久就能够迅速作好7个师的兵力的部署，这是“军事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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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一条头版新闻报道，肯尼迪希望随着南越人训练的强化，在年底前撤出1000人。11月13日，杰克·雷蒙德（Jack Raymond）
报道说，国防部官员说1000人的撤军计划依然未变。两天以后他报道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维持“10月2日宣布的、在1965年年底前撤出大部分军队的官方目标”的同时，肯尼迪弱化了撤军计划，将1963年的撤军估计人数缩减到“几百人”，具体将取决于檀香山会议的结果。肯尼迪再次强调必须“强化斗争”。第二天的一条头版新闻报道了查尔斯·蒂姆斯少将（Major-General Charles Timmes）的声明，“从南越撤出1000名美国军人将从12月3日开始”。11月21日，报纸报道了檀香山会议的官方声明，再次肯定了在1月1日前撤出1000人的计划。12月2日的一则新闻报告说，哈金斯将军宣布，
300人将于第二天离开。12月4日，一条头版新闻宣布有220名美国兵撤离，这是圣诞节前撤出1000名美国军人的第一步。⑤总之，当时马上就公布的消息准确并大张旗鼓地反映了现在已被公开的内部档案所记录的实情，包括肯尼迪本人对于他的顾问们建议的撤军计划的犹豫不决也是有所反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