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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风美俗与安宁秩序
所谓风俗，就是社会或近代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群体行为。
风俗的主要特征是非政治的民间性。
但是，任何一种人类共同体及近代社会，都具有自我整顿的机能和与其相应的机关。这种机关在近代社会被称为“国家”或“政府”。在“夜警国家论”与被拉萨尔嘲弄了的阿塔牟
·史密斯的典型的自由主义国家论中，史密斯认为与政府有关的主要事情，是保全领土及领土上的公序良俗。（见史密斯《库拉茨克思大学讲义》）当然，在史密斯理论中，最有价值的是把近代社会自然发生的事情作为国家论的主要内容。20世纪出现的由于近代社会反射作用引起的自我整顿，扩大国家权力的现象，也许胜过历史上任何时代。近代社会存在的阶级分裂的事实，及20世纪阶级矛盾的深刻化，介于这种阶级之间进行的近代社会与国家粘合的结果，来自国家权力的干涉可能要涉及到近代社会中自然发生的领域——风俗。同时，近代社会中也提高了自己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限于物质的或经济的，包括创造风俗的生产力，风俗也达到了多样化和流动化的极限。在近代社会，不论是受资本的
催逐，还是与个人和小集团创造力有关，总之，表现出了旺盛的创造性。
在明治以来的日本近代法律中，屡次看到“扰乱社会秩序罪”和“伤风败俗罪”等一系列条文，如，明治九年（1876年））的改正太政官布告、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的新闻法。但是在明治二年（1869年）出版条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用淫荡代替风俗的文条。现在，正确认识这种思想是十分重要的，现代民法中还残存这种思想，在现代法学家那里也有违反醇风美俗、破坏风俗罪、风俗犯等术语。现行的刑法中如第22章性犯罪，第23章的赌博和迷信罪，第24章关于礼拜所、坟墓罪等等。特别是风俗犯，主要是指性犯罪。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风俗这个词的“妙用”。所谓风俗，应该是极其广泛、多样的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
性生活及其流行做法、民间艺术等等，都可称为风俗。但是，为什么把违反风俗或侵害风俗行为认为是性犯罪呢？这与醇凤美俗又有什么关系呢？
安学社会秩序与风俗相提并论，不是日本特有的立法意识，日刑法前身明治九年的改正太政官布告，就是出于当时法国法学家鲍亚愿纳德之手。在这里，我们看到19世纪以来，最显著的风俗与安宁秩序相结合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不是只用德川时代形成的日本儒教伦理中的性观念所能说翼的。
由于扰乱风俗罪、风俗犯的主要内容是性犯罪，因此，所谓醇风美俗，就必须是正常的性关系，或者以正式婚姻关系而形成的性关系。这样，作为风俗，如再略扩大一些，那
就是家庭制变。
以上所述使我们看到，家庭与国家是怎样互助的，作为国家存在基础的家庭是多么地重要。但是，我并没有详细地论述。如果我们注意到现代国家阶级矛盾激烈的原因，就能够理解现代家庭具有阶级的性格，就可以推论，现代家庭的形态——一夫一妻制，以及把其作为理想而缔结的性的关系也具有阶级性。
